港媒：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并非无可反驳

然而在理论上是否能将原则解释法作为一种独立的解释方法予以考虑，建立相应的理论关联，以指导宪法解释的实践，这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更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

[21]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页。这种审判方式尊重整体性所假定的愿望，即成为一个原则社会的愿望。

[24]李龙：《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3]参见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704页。根据德沃金的观点，[10]原则与规则的第一个差异是，规则是以全有全无（all-or-nothing）的方式来适用的法律规范，即，一旦某一规则的构成要件事实存在，就只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规则有效，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接受该规则的法律效果。[22]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刘丽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22]德沃金要求法官发现隐藏于宪法整体中的道德原则，并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

当P1在C条件下优于P2，且P1在C条件下具有法律效果R，则下列规则就产生了：此规则以C为构成要件，以R为法律效果，即C→R。宪法原则解释法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传统解释方法自身缺陷引起的诸多争议，致使释宪者感到其释宪行为缺乏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撑，是释宪者为了获得其解释结论的正当性基础所作的一种选择。第二战略选择阶段，即在基本价值观念中进行的价值认识和价值评价以及价值论证和价值选择，这其中既包含着对自身的已然价值及其实现的反思型认识，也包含着对于自身和自身以外的社会实践主体或者影响相关主体的价值需求和价值响应的反映型认识，更多的还是在此基础上对于不同价值要素及其位阶、位序等关系类型的假设、比较、论证和预见，并通过这些价值意义的认识活动落脚在一定的价值选择，进而形成价值和利益的统一体——意志。

必须进行针对政府自身的革命。战略目标的清晰度，是战略思想活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客观性的综合反映。通过决策参与机制引导社会公众理性表达和积极参与到政府法制建设中来。）最后，其实在社会立法迎头赶上的当下，一些学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人员甚至预言要进入社会立法时代，这些方面的强行性规范不断出现，说明了国家在社会建设和管理等领域中介入以期实现实质意义的公正、正义的努力和需要。

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行政法》，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二，在监督行政法上，要特别以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因此，《国务院组织法》、《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等都将在、应在新的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浪潮中得到新生，甚至《中央地方关系法》有可能浮出水面。第二，公共服务得到重视和拓展的必然要求。这就要进一步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推进电子政务的过程中积极创新定项型、普及型、应急型以及沟通型、预警型、劝告型、疏导型、组织型等信息披露（按照政府信息公开与发布的环境条件、受众对象、功能预期等进行分类）的方式方法，最大限度发挥政府公共信息服务（这实质上是一种最为委婉和具有柔和程度的行政方式与手段了。关于行政法治发展战略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并非没有一定的重视，但是一方面，分析和看待行政法治进程中战略思维应用的科学性和自觉性尚待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和谐社会构建、民主法治建设和政府自身改革的深层矛盾不断显现、实践要求不断刷新和实践难度不断增加，使得行政法治发展战略的认识也要不断更新和深化，因此尽管有一些重要的理论进展和实践成果，比如罗豪才、应松年、袁曙宏、杨海坤、杨建顺等教授的有关论述，[1]比如提出用十年时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即便和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也是不能等同的，尽管《纲要》自身已经有着比较浓厚的战略色彩、纲领性质和规划特点。其中，目标规划在整个规划中是核心和统领。这就是需要对于有关教育、民政等领域的实体行政法规范的适时调整。对于在实践的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等做法，不仅应当关注其经济实效，而且还应当对其进行法律评价和制度规范。

以及包万超：《作为严格社会科学的行政法学》（上），载《法制日报》1999年12月19日。人民民主就是行政法治发展的动力源。

厦门PX化工项目受阻停工迁址事件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样本。肖建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模式研究——以中、美、德三国为中心的比较法考察》，《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

但是不能迷信理性和战略，任何一种战略观念、战略思维和战略规划，如果沉醉自身，一定是在给自己以嘲弄。杨建顺：《行政规制与权益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其次，行政法治发展战略的思考又并非在给定的行政法律制度面前思考和处理具体制度的实现程度与社会效果问题的行政法的法律政策学[2]、特别是法社会学。阿部泰隆认为：行政法总论应该能够从整体上认识、分析现行行政的法体系，具体包括有哪些行政手法、其各自具有何种内容与功能、有何种问题或局限、是否存在更好的替代性手法等等，均有从法的功能层面进行分析和理解的必要。倪志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分析方法》，《西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三才是战略规划阶段，即着重对于未来实践活动的结构、进程等进行筹划和设想，明确接下来实践活动的若干主要和关键方面，提出具有长期性、基础性和全局性的判断和部署。

（五）行政法治发展战略重点行政法治发展战略的重心调整的显著表现——加强行政组织法制建设，将是建设服务型法治政府的重要支撑点和关键着力点。从行政法治发展战略的基础、动力、结构和实现来看，行政法治发展战略具有其实践性、民主性、整体性、关键性等特征。

而对是否服务型法治政府的评判，分水岭就在于政府正当职能的法律表现及其信守状况。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等的权限范围和组织规程长期停留在三定方案的情形应当得以摆脱机构部门之间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的侵袭。

法治政府是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条件和根本保证。马明生：《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法学论坛》2008年第6期，等。

行政法治建设的直接目标就是实现政府职能职权和活动效果的法律调整和法律控制，就是建设法治政府。行政法治发展战略问题的核心在于行政法治的理想图景及其实现途径，而这既要建立在对于行政法制的历史发展及其实践类型的深入分析之上，又要建立在对于本国法治的社会基础及其时代变迁的科学判断之上，还要建立在一个国家、民族的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之上，是对于行政法治发展进行历史比较分析、进行环境条件分析、进行结构功能分析、进行价值制度分析，进行实践机制分析所形成的基本总结和统筹勾勒。【关键词】行政法治发展战略。服务型法治政府的建立，是行政法治发展成败的折射。

而这就是一个实体——对于社会利益资源以及程序机会可能的设定标准与结果的问题，应当遵循正当的程序，但是同时更应遵守正当的实体规范。要清醒地将我国行政法治发展定位于基础阶段，在制度建设上着力防范和克服法制进程中制度失灵与泛形式化的消极后果，必须强调和突出行政法制的秩序重建与价值共识的双重功能，着力解决其中的民主行政、组织法制、实体正义与监督合力等行政发展战略的重点问题。

第六，平衡观点基本适合社会主义的和谐本质及其统筹协调的现实要求，贴近中国国情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基本规定性和现实阶段性特征，因此在具有普遍性的同时又具有国别性和时代性。而不仅仅在形式的合法性上服从法律规则。

甚至有学者认为：在这种变法背景和变法心态中，法学界容易流行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法律政策学，而不是强化法律共同体的法律解释学。要正确对待、充分估价和有效发挥人民群众作为行政法制建设的动力源泉的决定作用，理解和适应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人权保障的坚定性、法治追求的彻底性，而决不能将其与政府行政对立起来。

蔡志方：《行政法之概念、对象及范围》，台湾行政法学会主编：《行政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7－28页。[3]换言之，行政法治发展战略不同于对于政府法制建设的工作部署，而是将其置于国家、政府、社会、公民的多元共治体系和进程中以法治在公共权力行使的社会空间领域的践行和体认为指向的，不是工程力学意义的，而是结构力学甚而理论力学意义的。当然也必然要有阶段的和结构上的主次和缓急的区分。在行政法学的发展上，有学者认为，在看到使居于行政法学核心地位的解释论走向了与立法论并重的局面，行政法学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呈现出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同时，也有学者主张要警惕把行政法学带向无边际、无所不包的学科的危险境地。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要将不同的监督渠道、监督制度、监督手段进行统筹协调、共同运用。

主持人周旺生教授，作者系该项目子课题负责人。一方面要在制度的层次上不断调整充实行政法律制度规范，通过评估和清理进行剔除和更新。

另外参见解亘：《法政策学――有关制度设计的学问》，《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2期。三、结语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行政法治发展战略不能替代和取代关于行政法制建设的具体而特定的制度创设和制度适用的理论与安排。